袁中郎尺牍·与汤义仍书

　　作吴令，备诸苦趣，不知遂昌仙令，趣复云何？俗语云：“鹄般白，鸦般黑。”由此推之，当不免矣。

　　人生几日耳！长林丰草，何所不适，而自苦若是。每看陶潜，非不欲官者，非不丑贫者。但欲官之心，不胜其好适之心；丑贫之心，不胜其厌劳之心，故竟“归去来兮”，宁乞食而不悔耳。

　　弟观古往今来，唯有讨便宜人，是第一种人，故漆园首以《逍遥》名篇。鹏唯大，故垂天之翼，人不得而笼致之。若其可笼，必鹅鸭鸡犬之类，与夫负重致远之牛马耳，何也？为人用也。然则大人终无用哉？五石之瓠，浮游于江海；参天之树，逍遥乎广莫之野；大人之用，亦若此而已矣。且《易》不以龙配大人乎？龙何物也？飞则九天，潜则九地，而人岂得而用之？由此观之，大人之不为人用久矣。对大人言，则小人也。弟小人也，人之奔走驱逐我，固分，又何厌焉？下笔及此，近况可知。知己教我！

　　高明者，温州瑞安人。以春秋中，大元至正乙酉第，授处州录事，后改调浙东阃幕都事，转江西行台掾，又转福建行省都事。方国珍留置幕下，不从，旅寓明州栎社，以词曲自娱。因感刘后村之诗“死后是非谁管得，满村争唱蔡中郎”之句，乃作《琵琶记》。有王四者，以学闻，则诚与之友善，劝之仕。登第后，即弃其妻而赘于太师不花家。则诚悔之，因作此记以讽谏。名之曰《琵琶》者，取其上四“王”字，王四云耳。元人呼牛不花，故谓之牛太师，而伯喈曾附董卓，乃以之托名也。高皇帝微时，尝奇此戏。及登极，召则诚，以疾辞。使者以记上进。上览之曰：“五经四书在民间，譬诸五谷，不可无；此记乃珍羞之属，俎豆之间，亦不可少也。”于是捕王四置之极刑。或曰：东嘉初以伯喈为不忠不孝，梦伯喈谓之曰：“公能易我为善，行当有以报公。”遂以全忠全孝易之。东嘉后果发解，未知然否。后卒于宁海，时陆德旸以诗哭之曰：“乱离遭世变，出处叹才难。坠地文将丧，忧天寝不安。名题前进士，爵署旧郎官。一代儒林传，堪入史刊。”

偶向新丰市里过，故人尊酒共悲歌。
十年别泪知多少，不道相逢泪更多。

　　张养浩，字希孟，济南人。幼有行义，尝出，遇人有遗楮币于途者，其人已去，追而还之。年方十岁，读书不辍，父母忧其过勤而止之，养浩昼则默诵，夜则闭户，张灯窃读。山东按察使焦遂闻之，荐为东平学正。游京师，献书于平章不忽木，大奇之，辟为礼部令史，仍荐入御史台。一日病，不忽木亲至其家问疾，四顾壁立，叹曰：“此真台掾也。”及为丞相掾，选授堂邑县尹。人言官舍不利，居无免者，竟居之。首毁淫祠三十余所，罢旧盗之朔望参者，曰：“彼皆良民，饥寒所迫，不得已而为盗耳；既加之以刑，犹以盗目之，是绝其自新之路也。”众盗感泣，互相戒曰：“毋负张公。”有李虎者，尝杀人，其党暴戾为害，民不堪命，旧尹莫敢诘问。养浩至，尽置诸法，民甚快之。去官十年，犹为立碑颂德。

　　仁宗在东宫，召为司经，未至，改文学，拜监察御史。初，议立尚书省，养浩言其不便；既立，又言变法乱政，将祸天下。台臣抑而不闻，乃扬言曰：“昔桑哥用事，台臣不言，后几不免。今御史既言，又不以闻，台将安用！”时武宗将亲祀南郊，不豫，遣大臣代祀，风忽大起，人多冻死。养浩于祀所扬言曰：“代祀非人，故天示之变。”大违时相意。时省臣奏用台臣，养浩叹曰：“尉专捕盗，纵不称职，使盗自选可乎？”遂疏时政万余言：一曰赏赐太侈，二曰刑禁太疏，三曰名爵太轻，四曰台纲太弱，五曰土木太盛，六曰号令太浮，七曰幸门太多，八曰风俗太靡，九曰异端太横，十曰取相之术太宽。言皆切直，当国者不能容。遂除翰林待制，复构以罪罢之，戒省台勿复用。养浩恐及祸，乃变姓名遁去。

　　尚书省罢，始召为右司都事。在堂邑时，其县达鲁花赤尝与之有隙，时方求选，养浩为白宰相，授以美职。迁翰林直学士，改秘书少监。延祐初，设进士科，遂以礼部侍郎知贡举。进士诣谒，皆不纳，但使人戒之曰：“诸君子但思报效，奚劳谢为！”擢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，改右司郎中，拜礼部尚书。英宗即位，命参议中书省事，会元夕，帝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，即上疏于左丞相拜住。拜住袖其疏入谏，其略曰：“世祖临御三十余年，每值元夕，闾阎之间，灯火亦禁；况阙庭之严，宫掖之邃，尤当戒慎。今灯山之构，臣以为所玩者小，所系者大；所乐者浅，所患者深。伏愿以崇俭虑远为法，以喜奢乐近为戒。”帝大怒，既览而喜曰：“非张希孟不敢言。”即罢之，仍赐尚服金织币一、帛一，以旌其直。后以父老，弃官归养，召为吏部尚书，不拜。丁父忧，未终丧，复以吏部尚书召，力辞不起。泰定元年，以太子詹事丞兼经筵说书召，又辞；改淮东廉访使，进翰林学士，皆不赴。

　　天历二年，关中大旱，饥民相食，特拜陕西行台中丞。既闻命，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，登车就道，遇饿者则赈之，死者则葬之。道经华山，祷雨于岳祠，泣拜不能起，天忽阴翳，一雨二日。及到官，复祷于社坛，大雨如注，水三尺乃止，禾黍自生，秦人大喜。时斗米直十三缗，民持钞出粜，稍昏即不用，诣库换易，则豪猾党蔽，易十与五，累日不可得，民大困。乃检库中未毁昏钞文可验者，得一千八十五万五千余缗，悉以印记其背，又刻十贯、伍贯为券，给散贫乏，命米商视印记出粜，诣库验数以易之，于是吏弊不敢行。又率富民出粟，因上章请行纳粟补官之令。闻民间有杀子以奉母者，为之大恸，出私钱以济之。到官四月，未尝家居，止宿公署，夜则祷于天，昼则出赈饥民，终日无少怠。每一念至，即抚膺痛哭，遂得疾不起，卒年六十。关中之人，哀之如失父母。至顺二年，赠据诚宣惠功臣、荣禄大夫、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、柱国，追封滨国公，谥文忠。二子：彊、引，彊先卒。